牛的驯化，对于藏羌先民永久性定居高原至关重要，使他们摆脱了只能季节性进入高原谋生的旧方式，代之以高原畜牧和游牧的生活方式，并极大地改善了他们从事农耕的技术条件和畜力条件。

总之，如果要追溯藏族人的祖先，最基础的族源来自种植粟、黍的仰韶文化人群，然后又融合了羌人乃至中亚、亚洲北部的少量族群。到吐蕃王朝时期，吐蕃人在基因上已经与现代藏族人很相似了。考古学家曾经发掘青海省都兰县的一处吐蕃贵族墓葬，发现他们的基因型属于亚洲东部类型，分散于现代藏族人中间，虽然时间相差千年以上，但基因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。

如前所述，藏族人的体内有来自古老的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，这让他们能够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生活自如。这种基因到底是哪个族群带来的，仰韶文化人群、羌人还是中亚和南西伯利亚人？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了。这种特殊基因一开始肯定只存在于族群中的少数人体内，拥有这种基因的人在高原上具有生存优势，后代越来越多，这种基因在群体中的所占比例也就越来越高了。

藏族人还把这种特殊的基因传递给了“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”—夏尔巴人。夏尔巴人由于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当挑夫和向导而闻名于世。

关于夏尔巴人的族源，学者们曾经有不同的看法，一般认为他们可能源自古羌人的一支。在藏语中，夏尔巴的意思是“来自东方的人”，所以也有学者猜测他们可能是西夏国的王族后裔。

基因研究找到了夏尔巴人的族源。通过对500多名夏尔巴人dna的分析，发现他们其实与藏族人不论是在父系基因还是母系基因上，都共享着基因型，这个群体并非直接来自古羌人，更不是什么西夏王族后裔，他们是藏族人的一个比较晚近的分支，两个族群分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。当时正值青藏高原上部落间彼此征伐比较剧烈的时期，吐蕃王朝诞生前夕，也许夏尔巴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火而走向了喜马拉雅山区。他们的体内也继承了藏族族群源自丹尼索瓦人的特殊基因，因此在险峻的雪峰上也如履平地。

分别崛起于草原与中原的匈奴帝国和秦汉王朝，开启了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的西进浪潮，昔日向东倾倒的多米诺骨牌，此时完全逆转，匈奴与秦汉兵锋所向，西北地区各个族群、政权或降或走。这股浪潮并没有因匈奴和汉朝的灭亡而停歇，反而在此后的历史中持续汹涌，此后闪亮登场的若干草原帝国如突厥、柔然、蒙古与华夏王朝如隋唐，都积极向西拓展势力范围，激发持续的族群融合。

帝国时代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，而且是文化基因的扩张。在此之前，从散落在大地上的部落到部落联盟，进而到最早的文明古国，总的趋势是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复杂，广袤大陆上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也相应在增加。但是，在秦汉与匈奴这样的大帝国登上欧亚大陆的舞台后，东亚地区的各路文化开始上演大鱼吃小鱼的一幕，文化基因的多样性逐渐减少，广大地区的文化面貌渐趋一致。

这是因为生物基因进化是遵循达尔文“适者生存”原理的，而文化基因进化遵循的是类似拉马克的“用进废退”原理。

目前流行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，加入了现代基因的概念形成的，对生物进化的描述是：生物基因不断发生突变，大自然对这些突变进行选择，那些有益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会保留并扩张，那些不利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则被淘汰，整个生物种群进化得更加适应环境。

人类肤色的进化，就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描述。在大约200万年前，人类的体毛变少了，就在那个时期，人类进化出了深色皮肤基因，以避免被非洲的强烈阳光伤害，这种基因因适应环境而扩张。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，来到阳光并不强烈的北部欧洲、亚洲时，深色皮肤反而成为劣势，浅色皮肤基因能够让人体合成更多维生素d，成为更适应北部欧洲、亚洲环境的基因，因此欧洲和亚洲现代智人中的浅色皮肤越来越普遍。一般来说，达尔文式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。

而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，生物的某些特征使用得越多，就进化得越有优势，于是保留并扩张；某些特征使用得越来越少，就退化，被淘汰。这就是“用进废退”。从生物基因角度看，拉马克的学说基本上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使用某个特征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基因，后代也不会获得强化这个特征的新基因。在进化生物学领域，人们经常拿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比较，批判后者的理论。

但是，在文化基因领域，一种文化使用（推崇）的人越多，就越占优势，并通过自身的扩张迅速瓦解其他文化，夺取其他文化的资源为我所用，甚至把其他文化人群转变为自己文化的信徒。这就有点儿拉马克的“用进废退”原理的味道了。

秦汉帝国向西挺进的过程中，也把华夏文明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征传输到西北地区，很多西北地区的戎狄文化甚至绿洲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，要么彻底消失，只留下了遗址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探寻其古老文化；要么远走他乡，寻找